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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从三部近几年看到的电影讲起。

第一部是最近看到的电影《荒蛮故事》,由六个短片组成,开篇即是一个从小受到父母和教育体制欺凌的人,把所有他仇恨的人骗上了一架飞机,并且开着飞机撞向自己父母所在的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用实际行动向社会进行复仇的人——这是电影,是虚构。但是我设想了一下如果今天的中国拍这么一个短片,可能会被指责为负能量,甚至恐怖主义。能够想到这些也令我自己感到惭愧,因为我既是一个创作者,也是我生活的土壤的一部分,在整个精神生活的领域,我们有很多的情感、情绪无处释放,并试图在表面上变成一模一样的人,而在电影创作的领域,我们和审查制度一样,始终在为自己设置安全的壁垒。

在接下来的五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逐渐将触角伸及到阿根廷社会的腐败现状,这种腐败并不仅仅来自制度,也来自人心,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资本主义与官僚权贵结合在一起之后开出的恶的花朵。它让一个父亲用谈生意的方式让自己的仆人为撞死了一个孕妇的儿子去顶罪,也让一个恶贯满盈的官员吃了老鼠药也毒不死——这是电影。我看的时候痛心疾首,因为这电影的六个故事,每一个都能在中国的社会新闻中见到,但我很惭愧,作为一个创作者,没有心力去将创作的笔端深入到哪怕不那么深刻的社会浅表,我在想这是为什么。我想起韩国电影《熔炉》,想起俄罗斯电影《警界黑幕》,他们在整个电影史上甚至不是最出色的,但我痛心于即便如此,我们还远远比不上这三部电影触及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简单的复制,而是囊括了这片土壤到底在进行一种怎样的精神生活,也就是他们为之努力展现的到底是什么,是真、善、美的统一,还是试图向其中的任何一个向度前进?这些电影都用非常通俗的电影语言传递了社会土壤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你知道,银幕上的世界是电影工作者造出来的一个梦,这个梦可能是戏剧的,也可能是割裂的,可能是以传统叙事的方法,也可能是别出心裁的。但无论如何,我感觉到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心灵层面,它让人可以坦然地接受和面对社会中所谓负能量的那些部分,并让他们在阳光下获得与所谓正能量同样的对待,在这个基础上,电影终于获得了与文学、绘画、诗歌同样的起点,并有机会超越生活。我认为只要电影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一天,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精神审查乃至创作审查依然存在一天,我们的文艺就永远到达不了怎样的高度,我们的心里都有着崇高的道德法则,但它应该获得充分自由的精神力去融入电影。

电影首先需要的并不是限制,而是自由。我听到了太久关于电影创作甚至是文艺创作的陈词滥调:在限制中找自由,这种限制似乎在呼唤创作者首先要找到墙在哪儿,但我感觉到这种说法的目的并不是找到自由,而是找到懒惰的理由,因为有一面已经竖起的高墙作为依靠,这当然是舒服的。所以我认为电影无论从选材还是到编剧,还是到摄影、美术、录音,是要先确认灵魂的自由,再去讨论它究竟去往何方。我们常常说真、善、美,我恰恰认为真这个字的含义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由,一个人如果不真,难以谈起善,更难以去向美。真是包罗万象的,既有现实生活具体的部分,更应该是暴露真实的心灵生活,释放人长久压抑的那些部分,无论那是什么。人是要死的,死亡已经是最大的限制,或者说创作者应该以自身的生命作为界限,以电影尚未可知的未来作为界限,而不是钻入故纸堆里寻找界限。

我愿意在第三部分谈一谈《少女哪吒》。我们在电影中描述了一个孤独的少女在她的青春期所走过的心灵之路。前不久在俄罗斯的萨哈林电影节,我遇到一位俄罗斯观众,她说看完之后想到了自己成长的九十年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伴随着物质生活的冲击从而发生巨变,她在这个电影里感受到了同样的变化。的确,尽管《少女哪吒》是一个以少女为主体的电影,但是少女的背后,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家庭。电影设置的时代是从1994年到1997年,在90年代,中国的离婚率比80年代大大提高,我们的主人公王晓冰的父母就在其中。看完这部电影,还遇到一些让我惊讶的观众,其中一位是上海市三女中的老师,她用一篇长文证实她看到了少女灵魂的宝贵;还有一位是接近70岁的老先生,他觉得人们对个性和自由的宽容似乎反倒不如从前。相同的,我们的土壤里最严肃的那个领域对待文艺的标准非常僵硬,以至于从创作者到观众都在期待给一个电影总结中心思想,如果总结不出来就感到一丝惊慌。这是社会的教化所带来的僵硬。《少女哪吒》有热爱它的观众,也有厌恶它的观众,我希望业界的前辈朋友们能够多给新鲜的尝试留出一些空间去展现电影更宽广的可能。

前不久我在俄罗斯参观了普希金故居和托尔斯泰故居,我在托尔斯泰故居感受到了一个创作者旺盛的生命力来源于他孜孜以求的精神世界,来源于他对生活自身的热爱,他在70多岁的时候还能够自己动手缝制一双皮鞋送给女儿的丈夫,我也询问了俄罗斯的电影同行,他们说普希金改变了俄国的语言,是他让文学走进了人民的心里,之后才可能出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往社会纵深处进发的伟大的文学家。我们在看俄罗斯电影的时候能够强烈的感觉到电影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文学和音乐,而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一门独立的语言,并通过它自身的手段更加强有力的展现人类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呢?我想起鲁迅先生,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只是把他的一篇散文拍成电影,把语言的投枪变成银幕上自成一体、虚实相间、然而又像多棱镜一样折射我们精神生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既有我们生活的当下,也有灵魂深处埋没许久需要呐喊出来的声音。在《少女哪吒》里,我们的主人公王晓冰在家里对一群成年人喊出虚伪两个字,这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篇演讲稿写得很仓促,题目叫电影的第三条路。这个题目其实从前年我就开始想写,但真正开始拍电影之后我发现自己更热爱拍摄现场,以至于我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拍完第一部电影之后我有许多遗憾,也感到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探索,也需要在座各位老师朋友们的关注和帮助。但电影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是不确定的,是开放的,对我来说,电影的第三条路,是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找到一条缝隙去前进,在梦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种更新鲜的存在,能够试图让银幕世界的表现力超越对日常生活现实的展示。我不是电影理论家,我相信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对于目前的我来说,第三条路的第一个路标,上面写着两个字:自由。

李霄峰 11月 西安

文章为我在丝绸之路电影节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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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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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笔名Liar。专栏作家、编剧。曾以Liar笔名撰写网络影评与电影随笔,在网易电影频道开设个人电影专栏《浮世恋曲》。2001年出版网络影评人第一本个人电影随笔集《天亮说晚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与张元合作编剧《达达》,并亲自出演影片男主人公赵野。此片后成为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官方竞赛单元作品。2011年出版短篇文集《失败者之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其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入围第1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惟一竞赛单元“新浪潮”及第51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两项提名,2015年入围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竞赛单元最佳编剧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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