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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恋物,也没什么抽烟以外的癖好。除了电影让我可以跋山涉水,也就是在机场找吸烟室的时候可以走好几公里。
 
不打牌,无论纸牌还是麻将,觉得很无趣。
 
不大参加没有精神交流也没有情感交流的饭局,除非对电影有益,饭桌上坐着投资方或者发行方,我是必去的。要么就是三两个自己的工作伙伴、好朋友,但如果不聊电影,我会觉得了无生趣。
 
我不爱美食,送到嘴里我能分辨好坏,但让我天天吃美食,就相当于披着生的外衣的死。这件事我打过一个比方:每天看最好的电影,听最高尚的音乐,吃最好吃的食物,相当于每天走在平地上但是这些人一定会产生“我很高尚”的错觉,其实是像那个用身体堆起来的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我每天下楼吃一碗牛肉面,和两瓣蒜。
 
吃蒜的习惯是在剧组养成的,夜宵我不出门,吃剧组的炒面,组里制片部门的兄弟给我送来了蒜,我第一次发现蒜的魅力,有段时间上瘾。
 
以前衬衫皮鞋,各种黑色大衣,潮牌大牌,自从拍电影以来这些衣服就都不穿了,一是我胖了二十斤,二是我不大喜欢太精致的感受,拍电影把我粗糙的那一面勾了出来,勾出来之后我就坡下驴,每天穿着大裤衩和汗衫上阵,觉得很快乐。
 
也有过担心:会不会就此对好东西失去了判断?后来发现简单的生活并不妨碍任何创造力。
 
我喜欢实用的东西,如果一样东西美且实用,那就很好了,如果不实用,就是失去了器物的道德。如果只是实用——我也接受,实用比美重要,我这么认为,但这个观念放到电影艺术上好像不大成立:电影有什么用呢?或者艺术、文学有什么用呢?我们当然冠冕堂皇地可以捂着吃饱的肚皮说那是精神食粮,但是想一想:一张画卖几千万,一部电影卖几个亿,一首歌传唱千百遍,大概是有用的,是另一种流通于世的货币,拿出来装饰人的阶层感还是不错的。
 
十年来只有一个习惯没变,就是喝茶。
 
注意,不是品茶,是喝茶,这个习惯从哪里来,我认真想了想。
 
最早是我的姥爷,他是老家县城的小学校长,面容严肃,精神也是严肃的。据说因为县城的师资力量不够,一个人兼了好几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年轻的时候他一天能抽四包烟,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抽烟,家里的被褥常常被烧出洞来。
 
等姥爷和姥姥搬到城里来照顾我的时候,姥爷已经不抽烟了,话很少,一句是一句,在我上幼儿园的那两年教完了我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发起火来很凶,但是我不怕他,因为他发火是一阵风,我又叛逆,是要问为什么天不叫地地不叫天的那种孩子,母亲是大学老师,精力全放在学生身上,父亲在国企上班,忙,于是我跟姥爷和姥姥相处的时间多,一个严厉,一个慈爱。
 
夏天 5 分钱一支豆沙冰棍,一角钱一支牛奶冰棍,甜,有潮流感,这是小学时最简单的时尚了,但是回到姥爷家,打开纱门,总看见桌上那只用很大的手才围得住的紫砂茶壶,里面是凉了的茶水,那些茶叶的叶子很大,茶味很浓,喝起来很苦,但是喝完之后有回甘,甜丝丝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甜丝丝的,所以难忘。
 
后来不跟姥爷姥姥住一起了,在市中心上初中,回去得少,九十年代开始喝可乐、雪碧各种饮料,后来连水都有瓶装的可以卖,人类是多么会做生意。
 
十六岁开始抽烟,抽到快三十岁,听说喝茶对肺好,也不知道究竟是好在哪里,总归写作时喝茶远胜过喝酒,以前听说谢晋导演边喝酒边拍电影,我很佩服。
 
我喝茶,真的就像喝水一样喝,一个透明的玻璃茶杯,有真空的隔离层,价格从几十块到一百多块钱不等,抓很多茶叶进去,水加满,茶叶泡开了之后能占据整个茶杯的二分之一,旋开盖子,大口喝。春、夏、秋、冬,茶叶是我每天的饮料,我不清楚其中的成分,也不明白何以茶叶成了品位的象征,我只喝安徽的绿茶,六安瓜片、太平猴魁,每年从一个固定的茶行买十斤,大部分自己喝,小部分送朋友。在片场的时候茶杯永远在监视器旁边,一天换四到五次茶叶,抽两到三包烟,一则为利,一则为害。
 
剧组的同事们都叫我老导演,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端着茶杯。可我明明还年轻啊,味觉敏锐,辨别得出不同的茶行今年的收成如何,六安瓜片是小叶子,太平猴魁是大叶子,蜷缩的时候就看得出它们的成色。
 
茶叶的文化我不懂,每次坐在品茶的场合就会感到很不满足,杯子小,程序多,不爽,喝茶喝不爽,拍电影拍不爽,所为何来呢?不尽兴的事,我不爱。
 
姥爷是 2009 年去世的,去世的时候我在片场,跑到武汉东湖边放声大哭了一场,夜里湖岸对面的半空中,有条山脉的边际线,黑暗而不动声色。
 
茶叶蜷缩时,摸上去干燥,入水伸展开来,生命也就展开了,记得姥爷生前节俭,节俭到多余的水、多余的话、多余的光线,对他都是浪费,人走,茶终归要凉,凉了的茶叶水,夏天喝起来才足够有味。
 
本文首发于2018年《Numero》杂志一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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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霄峰

李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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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笔名Liar。专栏作家、编剧。曾以Liar笔名撰写网络影评与电影随笔,在网易电影频道开设个人电影专栏《浮世恋曲》。2001年出版网络影评人第一本个人电影随笔集《天亮说晚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与张元合作编剧《达达》,并亲自出演影片男主人公赵野。此片后成为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官方竞赛单元作品。2011年出版短篇文集《失败者之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其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入围第1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惟一竞赛单元“新浪潮”及第51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两项提名,2015年入围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竞赛单元最佳编剧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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